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的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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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的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要: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求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推动西部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在海运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西部开放型经济表现出规模与竞争力相对不足、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较低、营商环境有待优化等特征事实。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开放型经济能够规避竞争力较弱、内外联动性不足等传统劣势,面临着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瞄准建设服务业开放高地、向西开放门户、进口吸收转化聚集区、技术—制度融合创新试验区等潜在定位,西部地区可通过推动对外开放与区域统筹发展相联动、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建设、市场主体与开放管理体制协调优化,以开放创新为牵引促进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相耦合,使开放型经济逐步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转变的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西部地区; 开放型经济; 西部大开发;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Open Economy in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New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Abstract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to form a new pattern, requires intensifying the open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pushing the western open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open economy dominated by maritime transport, the open economy in the western region shows som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scale and competitiveness, low contribu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big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the western open economy can avoid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s such as weak competitiveness and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is facing new growth point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iming at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highlands for the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westward portals, import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lusters, technology-system integration innovation pilot areas and other potential positioning, the western region will enable the open economy to gradually realize a high-level development from a commodity and factor flow type to a rule and system type, by promoting the linkage betwee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gi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evel and high-quality big open channel and the coordination, optimization between market entities and the open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coupling among interaction, linkage and marketization with open innovation as traction.

Keyworddouble cycle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stern region; open economy; Western Development;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人民生活水平及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地方逐渐突破地理区位限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整体上仍处于偏低阶段,不仅表现为规模和竞争力相对不足,而且内外联动性明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国外需求牵引国内供给质量提升、国外供给激发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效能还有待增进。2020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把西部开放摆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体系的突出位置。当前,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促使西部地区摆脱对传统开放经验的路径依赖,通过融合推进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进入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轨道。

一、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不足的特征事实

在海运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西部地处内陆的区位特征难免使其对外经济活动面临多重制约,开放型经济的规模、竞争力、贡献率及其所依托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一)开放型经济规模与竞争力相对不足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来,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增幅总体上快于东部地区。然而,其占全国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明显低于其内向型经济的全国占比。如表1所示,自“十五”时期到2018年,西部地区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从3.61%增长至8.53%,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从3.29%增长至7.98%,FDI的占比也提升了2倍多;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比重持续降低,二者呈此消彼长态势。但也应看到,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GDP占全国比重接近20%,远高于开放型经济各项指标的比重,这导致东西部地区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仍相差3倍之多。可见,西部地区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利用程度及利用能力尚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在开放型经济上的后发潜能还未转化为全面的竞争优势,平衡协调的区域开放布局仍处于发展阶段。

1 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与竞争力比较

时间 出口总额的全国占比(%) 进出口总额的全国占比(%) 区域RCA指数 FDI的全国占比(%)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十五”时期 91.85 3.61 92.46 3.29 1.5267 0.2098 84.50 4.36
“十一五”时期 90.84 4.16 91.25 3.88 1.5265 0.2320 76.44 7.87
“十二五”时期 85.26 7.65 86.60 6.57 1.5009 0.3863 66.50 10.91
2016年 85.28 7.08 85.60 6.98 1.5144 0.3506    
2017年 84.01 7.88 84.82 7.56 1.4884 0.3979    
2018年 83.02 8.53 84.20 7.98 1.4797 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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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省份统计年鉴。2.区域RCA指数由地区出口总额的全国占比除以地区GDP的全国占比测得。3.2016—2018年FDI统计有部分省份缺失,故未测算其全国占比。

(二)开放型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较低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关键在于“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1]199。目前,西部多数省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贡献仍较为有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促效应有待增强。表2展示了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GDP占比与产业TFP的Spearman系数,其中,产业TFP为省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TFP,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参数估计,并将函数形式设置为生产函数。出口、进出口占GDP比重与TFP的相关系数样本跨度为2001—2018年,FDI占GDP比重与TFP的相关系数样本跨度为2001—2015年。在此期间,全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的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FDI分别占GDP的比重均与产业TFP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开放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技术进步、技术吸收、要素优化配置及组织管理创新方面的绩效就越突出。西部地区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与TFP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而进出口总额和FDI占GDP的比重虽然与TFP的相关关系显著,但Spearman系数值明显小于全国整体及东部地区。这并不是外向型经济经历了长期充分发展,自生发展能力逐渐增强的结果,而是深刻反映了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较低的事实。

2 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GDP占比与产业TFPSpearman系数

指标 全国整体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Spearman系数 P值 Spearman系数 P值 Spearman系数 P值
出口占GDP比重与TFP 0.4634 0.0000 0.4773 0.0000 0.0497 0.4866
进出口占GDP比重与TFP 0.4681 0.0000 0.3192 0.0000 0.1449 0.0416
FDI占GDP比重与TFP 0.5379 0.0000 0.3465 0.0000 0.243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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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省份统计年鉴。

(三)开放型经济的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开放型经济发展比国内经济活动对要素供给、竞争条件、商事制度和公共服务等营商环境更为敏感。为弥补开放型经济的短板,西部地区近年来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了大量创新,但是目前来看仍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以2020年6月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为例,经济规模位列全国百强的西部城市有14个,但营商环境排名仅有成都进入前10位,前30位中也只有4个西部地区城市。根据“万博营商环境指数(2018)”的分省份排名,只有四川、重庆、陕西的营商环境进入了中游行列,其余9个西部省份均处于最低的区间,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整体来看,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已有长足进步,营商环境的短板主要集中在与金融、人才、技术创新相关的软环境建设上。从针对跨境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来看,尽管四川、重庆、陕西、广西、云南已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但多数西部地区在市场准入、金融、保税、监管、人才等优质要素流动上的制度创新仍有待增强,尚缺乏统一的战略框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内陆地区在推动沿边开放过程中,如何协调处理好人员及货物检验检疫,也需要探索创新。

二、新发展格局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减少开放,“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2]。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投资规模优势不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的组成部分,而是成为国内产业链价值链向开放经济延伸的抓手,构成了以国内大循环撬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杠杆。

(一)开放领域向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

随着各国经济第三产业主体化及服务贸易的兴起,服务业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已接近60%,就业占比近50%,然而服务与货物的进出口总额比仅为1﹕5.8,与服务业的国内份额极不相称。这一方面与服务产品可贸易性较低的特性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制造业的服务性投入尚未嵌入国内价值链,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能还未转化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相关经验研究表明,服务业外贸和外资依存度提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4],构成了以外部需求和要素供给牵引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重要引擎。为此,一方面要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促进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融入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5]

(二)开放对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

一个国家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动力来自技术互补、市场融合、成本节约、竞争促进及组织创新等多个方面。如果经贸合作伙伴类型过于单一,不利于获取综合收益,也容易因国际收支失衡遭遇贸易壁垒或投资限制,从而阻碍国内产业升级,甚至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同时,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完成了为经济全球化奠定空间组织基础的作用后,开始呈现出排他性、碎片化等不利态势,基于地缘的团块状合作向以基础设施为链接的带状合作转型的诉求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我国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全面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推动内陆沿边地区和重要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开放前沿[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线互联互通,加强经贸领域的深度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1]504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优进优出

尽管进口在经常账户中算作支出项,但其对国内产业发展的间接效应日益受到重视[7,8],特别是优质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能够给国内产业部门带来技术溢出。2007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首次联合发布《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随后多次调整扩充,各省级地区也发布了补充目录,对扩大优质进口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部分发达国家频频以高技术产品“断供”相威胁,使得核心零部件、元器件、支撑材料、关键系统或技术平台的外部供给脆弱多变[9]。在此背景下,主动扩大优质进口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2018年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举办“进博会”等重大活动,并着手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在当前加剧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技术合作、工程合作、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其他“走出去”活动,同样面临着与“引进来”相结合、与国内大循环相融合的转型压力,构成了以外部市场推动国内供给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

(四)增长极效应与辐射带动功能相结合

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广阔的市场机遇,在开放型经济早中期发展阶段,通常展现出较强的增长极效应。这不仅体现为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如20世纪80—90年代起东部地区兴起的加工贸易快速推动了当地经济和就业增长[10],还包含产业领域的极化效应,表现为优势产业更深、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并为其他产业带来乘数效应。不过,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下,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地区和优势行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大幅下滑,亟待实现由极化拉动向辐射带动的功能转变。这要求开放型经济在利用国际循环体系时,以国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基础,注重利用前后向关联及空间溢出效应,围绕内需偏好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侧重“联通”与“适配”,协调好非对称赶超与均衡发展的关系。

三、西部开放型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定位与机遇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从开放领域、开放对象、进出平衡、辐射带动等方面对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新任务,同时还要求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东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并列互补关系,其共同构成以国际竞争优势撬动供给质量提升、激活国内外优质资源的动力。在此定位下,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面临着向更高水平迈进的重要机遇。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是其相对不利的地理区位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东、西部地区在产业周期及价值链地位上存在较大落差,由此形成的国内价值转移势能构成了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开放型经济的贡献存在替代效应。在当时的情况下,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开展国内贸易,承接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从事联合研发攻关或技术交易,所能得到的增长拉动效应、技术溢出和创新倒逼效应,同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及经济技术合作的效果是一样的,甚至国际间交易成本使得前者的净收益更大。也就是说,在当时,西部融入全球价值链与融入国家价值链的过程是合二为一的,融入速度及可能面临的“天花板”取决于东部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和上限,而东部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相对独立,具有一定随机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正是融入国内区域分工体系释放出的巨大动能所推动的,而其发展阶段决定了可以较少依赖开放型经济,这就使得西部地区进出口、FDI、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全国占比远低于GDP的全国占比。

按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要求,无论东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都必须适应内外部形势变化,其各自内部循环、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都将面临质的改变。这决定了西部无须重复东部地区的既有经验,而有机会借助新格局实现跨越式发展。如图1所示,随着国内大循环和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形成和完善,西部开放型经济将塑造出四个新定位,这些新定位又分别对应着新的增长点,进而带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1 新发展格局对西部开放型经济带来的新定位和发展机遇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的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第一,服务业开放高地。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对区域供应链的要求那么苛刻,其更依赖下游市场需求,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更倾向于“邻近市场”而发生空间集聚。《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27.2%,远超西部的GDP占比(20.1%)和企业法人占比(17.4%);同时,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52.3%)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59.6%)。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推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市场主体规模扩大,服务业及其开放发展将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在开放领域向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的进程中,西部地区供应链布局分散化、要素优势特定化的劣势能够得以规避,与东部地区同等地借助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应用创新。

第二,向西开放门户。过去由于缺乏高联通的贸易通道和基础设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处于较松散的经贸联系状态[11]。目前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已取得较大进展,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及各类开发性投资基金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以数字应用为基础的信息高速路建设也正在快速推进。西部地区开展陆路贸易、相关投资及人员往来的便利度大幅提高。例如,中欧班列三条通道中两条从西部口岸出境,始发于重庆、成都的“渝新欧”“成新欧”等班列已成为主力线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正加快集结中心建设。这将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贸合作对象的多元化,避免市场集中度过高、专用性投资过多而被“敲竹杠”,进而体现出对非传统市场巨大的制度优势。

第三,进口吸收转化聚集区。优质进口能够带来产品种类效应、竞争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12],但前提是进口品进入国内循环体系参与分工生产。在东部产业和技术跟随逐渐触碰到“天花板”的背景下,西部产业在价值链上的相对滞后特征可转化为后发优势,接替东中部地区完成进口品技术属性吸收转化的循环链条,再产出更下游的优质中间品,进而进入国内大循环。例如,近些年西部加工贸易的增幅及占全部贸易方式份额表现较好,促使装备制造等行业迅速发展,2016—2018年西部铁路货运量平均增速8.2%,超过全国平均增速1.8个百分点。

第四,技术—制度融合创新试验区。尽管数字经济兴起使空间距离不再是区域间联系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区域基尼系数高的特征,决定了其先行开放地区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时难免发生一定的效率损耗,这在特定条件下反而可以成为政策试验的良机。例如,早在2007年重庆和成都就曾获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西部大开发积攒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实现内外相济的高水平供需平衡、协调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推动开放创新关系、维护产业链安全,并实现多维目标的有机统一,西部先行地区将在综合改革与融合创新试验上表现出天然优势。

四、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耦合

西部地区的区位特征及历史因素导致其在开放型经济的规模、竞争力等方面的表现相对不足。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传统劣势能够得到规避,面临新的发展定位和增长点。通过致力于建设服务业开放高地、向西开放门户、进口吸收转化聚集区、融合创新试验区,西部开放型经济未来将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逐步向规则制度型转变,实现高水平持续发展。为支撑新的发展定位、抓住新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应重视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相耦合的发展策略。

(一)联动化:对外开放与区域统筹发展联动推进

西部地区空间范围大、人口密度低,集聚效应和规模优势相对较弱,不少地区发展对特有的资源禀赋尤其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过高,我国整体经济层面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在西部表现相对不明显。因此,西部经济对区域间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诉求本身就比东中部更强烈,在推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背景下,加强西部地区内部之间协同开放、与东中部互动合作的战略意义就更为突出。“欲外开,先内联”,西部地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必须避免无序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多层次开放平台基于各自优势实现有效联动。加强西北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促进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同时,打造具备强大开放枢纽和辐射带动功能的渝—成—西“金三角”;推动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互动发展;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疏通节点城市间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数字流的流通共享渠道,针对空间范围广、经济落差大的城市带探索新型联动模式。同时,加大西部开放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区域统筹发展战略融合推进。支持东中部投资主体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探索吸收进口和投资技术溢出的“飞地经济”模式;基于水系的天然联动优势,推动青海、甘肃等地在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过程中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鼓励广西利用珠江—西江水系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西北省份借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契机加强与京津冀及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互惠合作。

(二)联通化: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建设

高质量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13]492。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加强各国经济联系性的基础,也是国内区域经济开放度提升的必要条件[14]。西部地区过去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铁路、公路、空运、管道、通信及城乡基础设施的不足,建设密度、规格、质量和功能都有待提高。在“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倡议下,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我国西部地区道路、航线等基础设施的链状化、网格化、枢纽化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5G、“星链”、区块链、超算、智慧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兴起,其表现出价值折旧快、投资回报周期短、投资主体多元化、众筹化等特征[15]26-28。这使得西部地区在由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转变过程中取得了与东中部地区同等的迭代机会,与其共同享有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型规模经济,为融入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网络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西部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未来要更注重基础设施的跨国联通,构筑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特别是要着重弥补多数西部地区非临海的劣势,完善陆路、内河运输与海运的衔接,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公路与港口、园区连接线建设,探索陆海联运、空铁联运、中欧班列、长江水道等有机结合的联运服务,构建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落实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加快以西安国际港务区为范本的陆港建设经验推广。

(三)市场化:市场主体与开放管理体制协调优化

新发展格局下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来自新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普及应用、创新赶超及向开放领域的延伸。业态和商业模式的革新可以带来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促进要素从产出弹性超出(低于)实际收益的领域流出(流入)。不少实证研究显示,西部地区无论在一般生产要素,还是在研发投入上,都存在比东中部地区更严重的配置扭曲,而且市场化程度不足是其重要诱因[16,17]。西部地区要借助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应用,带动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外源技术吸收能力大幅提升,则必须加速弥补市场环境发育程度上的短板。一方面,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基础上,优先放宽农业、服务业和采矿业的开放合作限制,在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重组,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港口、陆港、项目孵化、征信市场、生态保护性开发等公共性质较强的项目投资;另一方面,鼓励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自贸试验区探索建设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行政管理体制,支持西部按程序申报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重视深化开放型经济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加大对跨境电子商务、高级别博览会、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国内国外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等开放型经济重点领域提供优质服务,整合规范现有各级各类新区新城、开发区、园区,推动区内产业转型升级。

(四)以开放创新为牵引的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相耦合

在推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除了依次推进内外联动、设施联通和贸易投资活动自由化便利化外,更要注重多元策略相耦合,抓住关键点推动不同维度的发展动能同时迸发。关键点就是坚持开放创新,以此开创国内国外价值链与创新链积累循环的新局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3]。新发展格局下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外部市场、利用外商投资或转移非优势产业,而是借助外部市场和外部供给,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以满足和引领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消费升级必须依托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后者的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力的协同提高[18]。由此可见,在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技术创新必须是与利用外部市场和供给的对外经济活动相伴生的。否则,国内国际双循环仅是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循环往复,体现不出创新增值和价值链攀升的基本内涵。西部地区应优先着眼于开放创新,以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增能”,以拓展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和科创基地服务领域及对象“扩能”,以提升对外贸易投资的技术隐含流“蓄能”,从而确保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有明确的区域联动方向、设施联通走向和市场化导向,促使一系列政策目标成为西部地区自生发展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02).

[3]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2).

[4] 陈明,魏作磊.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学家,2016(4): 24-32.

[5] 习近平.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0-09-05(02).

[6] 洪银兴.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兼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渊源[J]. 经济学动态,2019(8): 10-20.

[7] YOUNG A.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4, 38(3/4): 964-973.

[8] COE D T,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5): 859-887.

[9] 刘航,孙早,张皓伦. 美国“断供”背景下中国进口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9(8): 36-46.

[10] HUANG Z H, ZHANG X B, ZHU Y W. 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ootwear industry in Wenzhou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3): 409-420.

[11] 王亮,吴浜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潜力:基于“自然贸易伙伴”假说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家,2016(4): 33-41.

[12] 钱学锋,裴婷. 新时期扩大进口的理论思考[J]. 国际贸易,2019(1): 12-17.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14] 叶修群. 自由贸易园区(FTZ)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16(2): 115-123.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组. 中国的新基建:未来布局与行动路线[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16] 金培振,张亚斌,邓孟平. 区域要素市场分割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关系[J]. 地理研究,2015(5): 953-966.

[17] 王文,孙早. 中国地区间研发资源错配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J]. 财贸经济,2020(5): 67-83.

[18] 孙早,许薛璐. 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8(7): 9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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