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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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应对之策

戚聿东 褚席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要: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引领数字企业商业生态变革,区块链技术赋能的私人数字货币应运而生。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数字货币颠覆了传统的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私人数字货币的潜在经济影响主要包括:导致私人数字货币市场垄断、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颠覆传统货币支付体系。私人数字货币对法定货币的影响主要包括:削弱主权国家货币地位、诱发铸币权由政府向企业转移、降低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面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潜在影响,中国应突破现有数字技术瓶颈,加快中国法定数字货币落地;深化法定数字货币国际化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整合数字企业力量,探索中国数字货币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

数字货币; 数字经济; 私人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Libra; 超主权货币;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19ZDA077);

当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底层技术驱动的数字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数字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从数字产业、数字生活、数字政务、数字营销到数字货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无不彰显着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标签。数字经济带来了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深刻变革,为货币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土壤、搭建了舞台,私人数字货币应运而生。私人数字货币可以看作是数字经济向金融领域“渗透”和“赋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跨国支付、点对点支付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被社会各界寄予了厚望。与此同时,作为新兴事物,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私人数字货币的经济本质与基本属性有待厘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尚存争议。现有文献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经济的影响褒贬不一,随着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私人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更加复杂,系统梳理私人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及发展前景意义重大。本文以数字经济视角下货币的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从私人数字货币诞生的背景出发,追溯私人数字货币诞生的经济理论渊源与内在逻辑。整理归纳私人数字货币的特征与优势,依据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私人数字货币发行潜在的经济影响及其对传统法定货币的冲击。最后,结合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优势和私人数字货币发行的可行性,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货币发展模式。本文旨在通过对私人数字货币的理论性支撑研究,以期为公众和政府提供一个对私人数字货币更为清晰的认知,研判私人数字货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规避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为政府应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提供政策建议。

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私人数字货币

虽然私人数字货币发展历程较短,但历史上丰富的货币理论探索为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积淀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思想和传统自由银行制度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是私人数字货币诞生的思想渊源,对私人数字货币发展和货币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理论缘起: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思想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起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与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经济观点类似,哈耶克是自由竞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可以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经济便能够自动优化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以健全的货币机制为前提,保持货币的中立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要使货币保持哈耶克所定义的货币中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货币总流量不变,价格可自由伸缩,人们用货币签订的长期契约对未来价格预测比较准确。基于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货币领域同样适用,采取市场机制决定的自由价格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抉择,引入私人数字货币,发行者能够保证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哈耶克反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并认为,与市场竞争体制相比,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完全垄断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是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的根源。例如,政府通过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以收取铸币税,必然导致货币供大于求,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为改变这一现状,哈耶克将希望寄托于私人发行货币,通过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实现均衡,并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能够通过调节市场货币供求维持多元货币体系,企业发行货币不仅是理论上可行的,而且有能力发行与运营,并在维持货币价格稳定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等方面比政府垄断发行货币更有效率。因此,哈耶克主张政府应当放弃货币发行的垄断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货币的自由竞争,让市场选择经济效益最好、服务能力最强的货币,最终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哈耶克所倡导的“竞争性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饱受学者质疑。公众早已习惯政府主导发行的传统法定货币,私人货币的市场接受度和公信力较低,抑制了私人货币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私人货币走出困境带来了契机,以信息、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化水平,为自由竞争的私人货币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区块链的出现打破了限制私人货币发展的技术壁垒,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实践。

(二)私人数字货币理论回归:“自由银行”制度

自由银行制度是指私人与央行竞争性发行货币,可以分为非完全的自由银行制度和完全的自由银行制度,非完全的自由银行制度是指,私人银行不同程度地受政府法律法规的限制,完全的自由银行制度是指政府完全放弃了对于私人发行和运营货币的管制,彼此充分竞争,利用市场调节机制约束私人银行的行为。自由银行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767年Steuart爵士对个人发行和交易银行券的构想,自由银行思想在诞生之初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但得到了斯密与怀特的认可。自由银行制度在18、19世纪西方许多国家得到了实践。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就出现过自由银行制度,较为典型的自由银行制度是始于1727年的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历经100余年的探索,最终《皮尔法案》的实施使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走向了终结。White[1]详细阐述了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的优越性,并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受管制的竞争性银行不仅没有产生挤兑风险和金融危机,而且自由银行机制下少有银行破产,保持了较高的金融周期稳定性。罗斯巴德业对没有中央管制的苏格兰自由银行机制赞赏有加,并认为,与18、19世纪初英国货币垄断发行的中央银行制相比,自由银行制之下的苏格兰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发展较为稳定[2]

自由银行制度的反对者认为,自由银行制度存在先天稳定性缺陷,竞争压力使自由银行面临挤兑风险,风险内部传播和恐慌打击将进一步加剧自由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且自由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缺少政府管制的自由银行具有货币超发的内在倾向,使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并存在大量的“野猫”银行,造成经济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White[1]反驳了以上观点,认为自由银行制度是一种完美的金融体系,该体系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可以减弱各种外在干扰对自由银行制度的冲击。首先,自由银行竞争发行通货有利于行业形成内部契约体系,提高自由银行市场约束力和自我约束力,有助于化解银行挤兑风险。其次,自由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各银行将尽可能提供差异化资产组合与金融服务产品,能够有效规避银行间恐慌的传播,实现银行业良性自由竞争。White[1]反对政府垄断发行货币和干预银行业,怀特[3]系统论述了自由银行的可行性,解释了不兑现货币出现的政策操作,认为“无现金”的支付体系是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的可选方案,并从铸币税、中央银行的官僚机构性质、政治性经济周期、相机抉择及其带来的动态不一致性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的弊端。不难发现,怀特的现代自由银行制度倡导通过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货币制度,这与私人数字货币自由竞争、自治性、去中心化等特征十分契合。

(三)私人数字货币的实践

世界上最早的数字货币E-cash由Chaum于1983年提出,利用随机配对和盲化签名两项关键技术实现了货币的不可追踪性和匿名性,有效保障了用户的隐私。E-cash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其电子现金系统仍为第三方支付系统[4]。1998年,密码学家戴维提出了基于点对点交易和不可更改交易记录的匿名式电子支付系统B-money,首次提出分布式技术并成为数字货币的指导思想,加密数字货币由此而来。2008年,中本聪首次提及区块链技术在比特币中的应用问题,为私人数字货币去中心化的点对点支付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2009年,第一种采用区块链技术的私人数字货币比特币问世,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2019年,互联网社交巨头Facebook主导数字货币Libra上线测试,这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相比,Libra在价值基础、货币供应量和普惠金融三个方面存在重大改进,Libra的出现为未来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5] 。首先,Libra价格锚定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实行100%备付金制度,遵从储备资产投资低风险的原则,其货币价值等于抵押资产的价值。因此,Libra价值基础稳定,价格波动较小,解决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缺乏价值支撑导致的货币价值剧烈波动问题,交易风险系数极大降低。其次,Libra的发行量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浮动变化,有效保障货币的流动性需求,解决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供应量相对固定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最后,Libra的主导发行者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介,其社交业务涵盖了全球逾1/3的人口,此外,Libra的创始成员还包括了eBay、Visa、Uber、MasterCard等行业巨头,庞大的用户基数及强大的平台影响力是Facebook推广其私人数字货币的核心竞争力,解决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普及难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私人数字货币市场不断扩容,私人数字货币种类得到极大的丰富。当前,数字技术和应用生态不断完善,私人数字货币的服务能力和社会认可度得到极大提升。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进步,货币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将明显加快,私人数字货币必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私人数字货币经济影响的争论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与前景展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私人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私人数字货币的存在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政府和公民带来福利。Dyhrberg[6] 运用非对称GARCH方法探索比特币的对冲能力,结果表明,在《金融时报》证券交易所指数中,比特币显然可以用作股票的避险工具,另外,比特币可以在短期内用作对美元的对冲,并可以包含在对冲特定市场风险的各种工具中。Raskin和Yermack[7] 研究发现,私人数字货币从三个方面使公民获益,一是私人数字货币充当了地方投资的竞争品,其存在制约了货币政策,从而能够产生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二是私人数字货币能够鼓励地方投资;三是政府可能因允许当地使用私人数字货币而获益。吴桐和郭建鸾[8] 表示,Libra可以实现跨国界、跨平台流通,在无须相关征信的情况下触达更加广泛的受众,进而实现低门槛开户和零成本接入,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对普惠金融具有积极意义。孙国峰[9] 从货币支付流通的维度出发指出,区块链技术支撑下的Libra解决了银行信用货币体系下跨境支付缺乏全球性央行提供服务的问题,在跨境支付尤其是小额跨境支付领域有明显优势,完全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对经济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影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学者对于私人数字货币负面影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政府货币监管、金融行业、金融犯罪等领域。私人数字货币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受监管的市场之一,大约1/4的比特币用户参与了非法活动,每年约760亿美元的非法活动涉及比特币(占比特币交易的46%),接近美国和欧洲非法药物市场的规模[10]。戚聿东和褚席[11]指出,由于政府和央行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控制、监管能力有限,若私人数字货币在货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将会挑战现有的货币体系,降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杨东和马扬[12]认为,Libra倾向成为一种超主权货币,而且可能通过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渠道绕开资本和互联网的管制,从而引发数字货币整体风险。例如,Libra大量减少商业银行中的存款,削弱商业银行开展核心业务——贷款业务的能力。私人数字货币可能带来全球货币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这会对全球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3]

二、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潜在的经济影响

私人数字货币是具有颠覆式创新的货币数字化转型产物,其大规模流通必将挑战现有经济秩序。私人数字货币可能带来货币垄断、诱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颠覆传统货币体系等系列问题。

(一)数据竞争带来私人数字货币市场垄断

数据资本的竞争将是未来数字货币市场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本的地位日益凸显,如同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工业经济时代的石油,数据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数据量的急速膨胀,且具有数据种类复杂多样、数据传播速度加快、价值密度降低等特点。海量的用户数据使大数据分析有了用武之地,大数据技术能够跟踪和评估货币运行的各个环节,识别有用信息,提高数据利用率。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准确获取市场货币需求供给变化、货币的流通速度、货币乘数等经济指标变化情况,了解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运行规律,为私人数字货币监管和货币金融体系稳定提供了数据支撑。这意味着数据不仅在私人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而且对塑造私人数字货币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

从国内来看,私人数字货币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交易、流通数据,这些数据资源被私人数字货币发行者无偿占有,在私人数字货币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会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通过网络效应达到“赢者通吃”的局面。私人数字货币带来的数据垄断不利于其他私人数字货币的生存和发展,处于数据竞争劣势的企业由于用户流失、覆盖范围下降和应用场景不足等问题,存在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而处于比较优势的私人数字货币企业则能够构建数据“护城河”,其雄厚的数据资本提高了私人数字货币的行业壁垒,致使行业竞争者不断减少,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最终,拥有数据垄断权优势的私人数字货币会逐渐成为货币市场的支配者。一旦私人数字货币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将威胁国家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极大削弱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国际来看,为抢占发展先机、积累数据资本,Facebook主导建立的私人数字货币Libra可以看作是其争夺数据资源的战略手段之一。Facebook将社交平台与金融服务有机融合,可以通过数据共享,低成本获取大量用户数据信息,完成原始数据资本积累,然后通过发行Libra完成数据资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迅速把其他竞争者驱逐出市场,势必形成数据孤岛和私人数字货币垄断的局面。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不受央行控制的、简单便捷的、无国界的数字货币,建设覆盖几十亿人口的金融财务基础设施和全球性货币。私人数字货币Libra背后隐含着巨大的货币垄断潜质,如果成为现实,Libra将成为全球超主权私人数字货币,其竞争力将远超其他货币,成为全球性的金融服务垄断者。以libra为代表的国际私人数字货币的大规模发行将严重威胁中国的货币主权。

(二)私人数字货币易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目前的私人数字货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发行数量固定的私人数字货币,其显著特点是缺乏价值基础,货币价格波动剧烈;另一类是以Libra为代表的、有实物资产支撑的、不设定发行数量上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的私人数字货币。

长期来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容易导致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例如,比特币采用恒定供给总量的货币发行模式,发行数量设定为2 100万枚,挖矿是比特币总量增加的唯一途径,随着剩余未投放市场的货币量不断减少,以及参与挖矿人数的增加,挖矿难度不断增加,获取比特币的边际成本将大幅攀升,即便如此,预计比特币也将于2140年前被彻底挖完。数量恒定的比特币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货币需求增长与总量固定的比特币存在着矛盾,必然导致货币供给缺口。此外,比特币的初始货币财产分配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不公,其持有者仅为社会少数,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导致比特币需求不断增长,进而推高比特币价格。因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存在着获取边际成本递增、供需矛盾、初始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私人数字货币在长期内出现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

以Libra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短期内容易引发通货膨胀。Libra的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市场需求量,Libra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量动态调整货币铸造量,以期达到供求均衡。即便如此,市场短期内仍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一方面,由于Libra 100%以一篮子货币和债券作为抵押物,货币价格的波动性较小,若公众可以根据汇率将法定货币与Libra自由兑换,为避免法定货币可能存在的因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公众倾向将法定货币兑换成Libra,这将引发法定数字货币向Libra的过度转移,进而诱发法定货币贬值。另一方面,私人数字货币具有“虚拟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提高了货币支付的时效性和便捷性,提升了货币流通速率。由费雪货币数量恒等式M×V=Y×P可知,在货币供应量M和社会总产出Y不变的前提下,货币流通速率V的提高必然导致物价P的提升。此外,Libra的发行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央行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能力,这也是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因此,法定货币向私人货币过度转移、货币流通速率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是私人数字货币在短期内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如若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在中国大规模流通,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难以对其发挥作用,物价的波动水平大幅提升,进而导致中国价格体系和经济社会陷入混乱。

(三)颠覆传统货币支付体系

私人数字货币对提高国内零售支付体系和跨境支付体系的支付效率、服务水平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零售支付体系下,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存在对中国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挤兑风险,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将面临生存危机。私人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支付方式,其应用必将加速货币数字化进程,完善零售支付体系。私人数字货币在安全性、便捷性、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等方面对传统支付体系带来了质的提升,弥补了传统货币与电子支付在零售支付体系的缺陷,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等方面也将提升。如若私人数字货币成为货币支付体系的一部分,零售支付体系中将包含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私人数字货币三个主体,市场上会形成纸钞、私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互为补充的局面,将进一步完善中国货币零售支付体系,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数字货币将在零售支付领域与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形成直接竞争,对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造成冲击。与传统的零售支付体系相比,私人数字货币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内在价值,满足了公众对教育、医疗、交通、金融等行业日趋多元的个性化、智能化货币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数字企业发行私人数字货币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管制,若政府放松对私人数字货币发行的管制,拥有庞大资本、数据的数字企业均具有发行私人数字货币的潜质。随着谷歌、亚马逊等私人数字货币行业参与者的不断加入,市场的激烈竞争将不断压缩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份额。数字企业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加速私人数字货币的推广普及,如Libra的主导发行者和参与者均为行业巨头,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流量,现有的商业应用场景较为完善,结合其巨大的技术研发能力、生态整合优势和客户渠道优势,可以想象,私人数字货币如果跨过中国政府的市场准入门槛,必将对中国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颠覆现有的零售支付体系,对中国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挤出。

三、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传统法币的冲击

私人数字货币并非传统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而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私人数字货币的加入将使国家货币体系趋向多元化。主权国家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双轨制”运行体系下,私人数字货币将会削弱主权国家货币地位、引发铸币权由政府向企业转移、降低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削弱主权国家货币地位

私人数字货币是超主权货币的试金石。现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国际社会缺乏对美元发行量的有效约束,美元的中心地位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超主权货币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依赖于某一国家政府,超越区域限制的无国界特征赋予了私人数字货币超主权货币的特质,其具有的数字技术优势和跨境支付优势也有利于私人数字货币构建全球性金融生态体系。私人数字货币由无锚定物向有锚定物演进,具备了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等常规的基本货币职能,逐渐打破法定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之间的边界。私人数字货币的推广普及,势必与国家法定货币展开直接竞争,分流部分法定货币使用者,削弱主权国家货币地位。当某种私人数字货币成为国际市场主流货币时,其竞争优势将带来“蒲公英效应”,用户也会“用脚投票”。对于货币价值不稳定、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而言,其使用国际主流私人数字货币的意愿更加强烈。虽然中国明确禁止私人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的交易活动,但如若其他国家许可私人数字货币在本国流通,必将产生示范效应。政府完全禁止私人数字货币在本国流通的难度较大且成本高昂,随着私人数字货币影响力的提升,最后会出现被迫接受主权国家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双轨制”货币体系的局面。极端情况下,私人数字货币会完全替代法定货币。

从Facebook发布的Libra白皮书可以看出,Libra已基本具备了传统法币的五大基本职能,且具有成为超主权货币的全球支付能力。若Libra被各国政府所接受,将对全球主权货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Libra治理协会拥有货币的治理权限,不受美国政府的管控,对美元同样存在替代作用。与Libra的储备货币国家相比,Libra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经济不稳定、法定货币信用较差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Libra对储备货币国家同样存在冲击,但全球资金涌入导致Libra储备资产增加,国际货币体系中Libra储备货币的占比进一步提升,Libra对储备国家货币带来的溢出效应减弱了其对法定货币的负面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存在法定货币被Libra完全替代的可能性,比如委内瑞拉、利比亚、也门、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定货币价格波动剧烈、金融基础设施落后、货币体系不完善,国民对于主权货币信心不足,法定货币与Libra竞争处于明显劣势。当Libra在国家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被极大削弱。此外,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监管途径,货币金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将提高,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作为Libra货币体系的被动接受者,政府缺乏Libra货币体系的危机处理机制也间接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

(二)铸币权由政府向企业转移

铸币权是指货币印刷和发行的权利,政府的铸币权垄断是实施货币总量运作的前提保障,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实现超发收益,增加财政收入。传统货币体系下,政府的铸币税收益等于货币铸造的面值与铸造成本之差。政府通过直接增发货币获得铸币税收益,商业银行则通过扩大信贷能力获得铸币税收益,铸币税收益构成了其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铸币权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金融安全、国际关系的重要砝码,铸币权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众所周知,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商品交易媒介,美国的铸币权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进而享有全球性的铸币税收益。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依赖于政府,货币的发行、流通、管理由企业承担,这将打破铸币权由政府垄断的局面,全球铸币权的竞争将由各国政府之间的竞争演变成政府与数字企业之间的竞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为数字企业发行货币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企业作为信用主体的公信力不断提升,政府的社会信用主体地位相对下降会迫使政府将部分铸币权让渡给数字企业。

若私人数字货币以1:1的比例储备资产进行担保,则其不具备获取铸币税收益的能力。虽然私人数字货币丧失了铸币税收益,但私人数字货币仍将大幅削弱主权货币的铸币税收益能力。这是因为政府通过增发货币获取铸币税收益必将带来主权货币的贬值压力,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减少货币增发,甚至放弃铸币税收益。若私人数字货币不以储备资产进行担保或改变资产担保比例,则其具备获取铸币税收益的能力,这意味着私人数字货币将分流传统货币体系下政府和银行的铸币税收益。可以预见,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初期对法定货币铸币税分流较小,当私人数字货币具有一定用户规模时,政府将放弃铸币税收益,以防法定货币丧失竞争优势。

作为私人数字货币开拓者的比特币,个人和机构均可以使用计算机运行特定算法进行“挖矿”获得比特币,其铸币权公正合理地分配到“矿工”手里。人人参与的铸币机制使私人数字货币成为一种投机货币,缺乏固定的信用主体和价值支撑,难以保证币值的稳定性。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取得与政府相抗衡的公信力,其对政府铸币权的影响能力有限。与之相反,以Libra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具有主权货币实体支撑,以及有公信力的企业联合体信用支撑,以Facebook为主导的企业联合体构筑了完整的商业生态、技术生态、数据生态、金融生态,加之私人数字货币具有的数字技术优势,企业作为信用主体的公信力大幅提升,政府和公众对Libra的接受度远高于其他货币。如果Libra成为主流私人数字货币,Facebook将成为全球性央行,通过增发Libra获取铸币税,侵蚀各国央行铸币权。尽管Libra承诺基于等值主权货币进行抵押,发行初期并不具备铸币税收益能力,然而,一旦Libra成为全球性主流超主权货币,Libra有足够的动力改变储备物抵押比例,甚至放弃资产抵押,届时Libra将有能力通过超发货币收取铸币税。因此,如果私人数字货币在中国大规模流通,中国公民将为私人数字货币铸币税买单。中国加速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落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央行对于货币铸币权的控制,应对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金融主权的挑战。

(三)降低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

若私人数字货币广泛使用和流通,将使法定货币脱实向虚,逐渐丧失调控经济的能力。目前央行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调节货币供给的最强有力手段,通过改变货币扩张乘数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也是中国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然而私人数字货币无须缴纳存款准备金,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不会对私人数字货币产生任何作用,央行调整准备金政策的效力将被稀释。再贴现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央行可以通过再贴现率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然而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商业银行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商业银行对央行再贴现依存度下降,对央行再贴现政策不再敏感。公开市场业务具有伸缩性、灵活性和逆转性等优点,受欧美等具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的青睐,公开市场业务需要以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为前提;然而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央行货币负债能力下降,削弱央行货币吞吐能力,公开市场业务可操作性极大降低。

央行调控的前提条件是垄断货币发行权充当最后贷款人,通过投放或回收基础货币,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影响短期利率;然而私人数字货币将挑战法定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降低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4]。私人数字货币或将影响央行货币垄断权,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私人数字货币Libra的用户增加,政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方面,政府将损失部分铸币税收入,这将破坏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资金来源渠道,降低传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及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大幅降低,难以有效调控货币价格和数量,传统货币政策濒临失效。

四、数字货币——机遇与挑战并存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私人数字货币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形态,颠覆了公众对于货币的认知。当前,主流的私人数字货币Libra未将人民币纳入“一篮子”货币,如果中国不及时抢占数字货币领域制高点,很容易沦为国际私人数字货币的附庸。数字货币作为新生事物,对于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一,中国法定数字货币是传统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具有稳定的价值基础。国家主导发行的数字化货币仍然具有“中心化”的特点,央行有能力保证货币价值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法定数字货币未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方式和传导路径,央行可以通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巩固自己的法定货币地位,增强货币市场控制力,保护货币主权,传统的货币政策依然有效。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还将拓展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时效性和精准性。不仅如此,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还能够增加中国在国际数字货币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甚至主导全球数字货币的标准制定。进而增强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遏制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

第二,数字技术赋能的私人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征,在交易结算的安全性、便捷性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在跨境支付领域优势明显。因此,私人数字货币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私人数字货币还是“抵御”国际私人数字货币的重要力量,其具有的灵活性和及时的风险应对能力有助于中国减少与国外稳定币发行机构进行竞争的政治风险与国际政治争议[15]。因此,私人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

五、中国的应对之策

法定数字货币和锚定人民币的私人数字货币将是中国应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的中坚力量。在应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冲击、构建中国特色数字货币体系过程中,中国应以法定数字货币为主,以锚定人民币的私人数字稳定货币为辅。为加快中国特色数字货币体系建设,规避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对中国货币体系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突破现有数字技术瓶颈,加快中国法定数字货币落地

相较于私人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法定性和稳定性等传统优势,在实现私人数字货币所具备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还能拓宽传统货币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完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央行主导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提升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弥补传统法定货币的支付缺陷。可以预见,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是私人数字货币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可以阻止私人数字货币向中国的侵蚀和渗透,减弱对私人数字货币支付服务的依赖,而且对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地位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加快推进中国数字货币研发与落地势在必行。

第一,政府应做好数字技术和法定数字货币发展的顶层设计,重视法定数字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列为一项长期、战略性工程。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科技的研发力度,增加研发投入,重点攻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增强数字技术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支撑能力。拓宽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如法定数字货币的交易峰值处理能力、平台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金融系统风险识别能力等。

第二,持续加快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法定数字货币的融合。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将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体系架构,无论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的数据库建设,还是认证中心、数据中心和登记中心的建设都亟待更新[16]。建设内容应涵盖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及跨境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特别要加强基于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去中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第三,积极探索拓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注重支付、交易、结算、流通等多场景应用需求,打造法定数字货币应用生态体系,提升公众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认可度与接受度。

第四,在丰富法定数字货币应用生态的同时,积极引导用户使用法定数字货币,形成规模价值的用户基数。具体而言,在保证币值稳定性和自由流通的前提下,可以为法定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上支付利息,提高公众兑换法定数字货币和使用法定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推广路线图,在实践的过程中验证法定数字货币大规模流通和应用的可行性,积累法定数字货币推广和运行的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发展道路。

(二)深化法定数字货币国际化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生态体系的不断完善,具有比较优势的私人数字货币有望突破技术、市场、政府的束缚,成为全球性超主权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对所有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均能产生颠覆性影响,面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发行的巨大压力,各国正加快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步伐。其中,委内瑞拉、塞内加尔、乌拉圭、厄瓜多尔等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尤为青睐,这或许正是出于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对其货币政策体系和主权国家货币地位冲击的考量,以此作为私人数字货币的替代品,避免其对本国货币的侵蚀,借此提升本国的私人数字货币的应对能力和对国家货币运行的掌控能力。

短期之内,由于国际缺乏数字货币相关技术标准和运营规则,这就要求中国在设计法定数字货币方案和标准时高度关注其他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发展方向和趋势,以防与国际脱轨。中国在法定数字货币数字领域应加强与各国央行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尝试与别国央行共同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底层支撑技术,共建法定数字货币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掌握法定数字货币核心技术,把握货币数字化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争取各国对中国法定数字货币解决方案的认可和支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各国进行法定数字货币设计的初衷仍是满足公共的日常经济生活需求,主要应用于小额零售高频业务场景,定位于国内使用。尽管当前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尚不具备国际化支付能力,但鉴于法定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具有明显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未来跨境支付领域应是其拓展的重要方向。资本账户开放是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前提,政府应加快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构建高效、便捷的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金融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在国际合作与推广过程中应找准切入点和突破点,优先与中国有良好货币合作基础的国家合作。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与中国货币互换规模较大;区域合作组织中,上合组织、东盟十国、金砖五国与中国经贸合作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可以在以上国家、地区和组织中先行先试。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合作将极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货币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

(三)整合数字企业力量,探索中国数字货币发展新模式

当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绝大部分技术创新来自科研院所和央行体系内,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成果没有得到市场的有效反馈,尚未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新型电子支付工具,法定数字货币缺乏相应的应用场景。数字企业在研发数字货币上具有高效性、创新性等优势,如果政府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市场力量,通过整合数字企业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将促进法定数字货币应用场景化,共同打造法定数字货币生态体系,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普及。同时,政府应积极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适当进行税收减免和物资激励。国家还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将成熟的私人部门数字货币改造、升级成为法定数字货币[17]

中国现行的法规明确禁止人民币与私人数字货币的交易活动,关闭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将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本文建议,应鼓励中国互联网巨头加大私人数字货币和相关数字技术研发,在央行的监督、管理下,发行锚定人民币的私人数字货币,探索数字企业主导的“官督商办”的私人数字货币发展模式。正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数字货币可以是中央银行的,也可以是私营部门的,也可能是两方面合作,应鼓励多渠道研发、相互竞争的体制”。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并非完全处于对立、冲突的关系,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可以是互为补充、有序竞争的。

中国政府应重新审视现有私人数字货币监管政策,建立包容性的私人数字货币监管体制,给予中国私人数字货币更大的发展空间,避免过度保守的政策限制了数字货币发展的市场活力。具体细节上,可以优先考虑具有电子支付经验、研发实力和用户基础的大型科技公司试验私人数字货币,分析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传统法定货币的兼容性,测试私人数字货币的技术可行性、风险可控性、系统稳定性。例如,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数据沉淀,以及较为完善的应用生态,可以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通过现有商业模式向私人数字货币领域渗透,深入研究私人数字货币锚定资产选择、储备资产管理与优化升级办法。通过构建“法定+私人”双轮驱动的中国特色数字货币发展模式,融合政府与市场的力量,能够拓展人民币的外延与影响力,应对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发行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潜在挑战。

(责任编辑: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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